蒋婉把这一行读了两遍。
她把报告合上，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想了一会儿。她在想的不是张医生，是陈圆圆——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根的人，一个把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一段感情上的人，一个只要那段感情出了问题，就会不知道往哪里走的人。
这种人，是最容易被推着走的。
她不是没有想过别的办法。离婚是最简单的，但她父亲的信托基金条款把这条路堵Si了——那份档她读了不止一百遍，每个字都清楚，离婚就意味着分文不得，二十年的婚前资产全部归入信托，由指定机构托管。父亲把这个条件设得很苛刻，苛刻到蒋婉第一次看到那份档的时候，只觉得他Si得活该。
她想过自己动手，想过很多次，也想过很多种方式。但她每次想到最後，都会想到一件事：她父亲当年出事，负责勘查现场的法医眼神很锐利，在现场待了很久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，最後在案卷上写下"殉情"两个字，但离开前回头看了一眼，看的方向是衣柜。
蒋婉那年十岁，躲在衣柜里，门缝很窄，她只能看见那个年轻法医的半张脸，但她把那半张脸记住了，记了很多年。
她不想亲自动手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不值得。
她找陈圆圆是在一个周二的下午。
在这之前，她已经知道陈圆圆报了城西那家cHa花工作室的初级班，每周二下午两点到四点，雷打不动地去，一次没有缺席过。老刘的报告里提到，陈圆圆平时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，唯独这个cHa花班坚持了三个月，可能是她在A市唯一一件规律在做的事。
蒋婉提前打通了关系，进了同一个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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