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四十一年的梅雨季，来得b往年早。
五月还没过完，台北的天就已经压低了，像一块浸透了水的灰布，沉甸甸地挂在城市上头，不下，也不晴，只是那样闷着。迪化街的南北货行老早把门口的麻袋搬进去了，药材的气味混着cHa0气，从半掩的木门缝里往外渗，在街上漫成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——是苦的，又是涩的，有点像陈年的普洱，有点像某种已经说不出名字的往事。
顾怀川坐在三轮车上，任那气味一阵一阵地灌进来。
他来台湾还不满两年。
两年，对这座城市来说不算什麽，对他来说却像是活了另一辈子。民国三十八年随部队撤退来台，什麽都没带，只带了一只皮箱和一口不标准的官话。台北的人说闽南语，他听不懂；偶尔说日语，他也只懂一点皮毛。语言这件事，在大陆从来不是问题，到了这座岛，才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被自己听不懂的声音包围得这麽彻底。
三轮车转过一个弯，迪化街的骑楼从视线里退去，换成一条稍窄的巷弄。
红砖的连栋老屋，日治时代留下来的立面，巴洛克式的浮雕在岁月里剥落了几处，露出底下灰白的墙r0U。每栋屋子的门都关着，偶尔有一扇开着，里头是幽深的走廊，走廊尽头透出一点光，像是某种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讯号，近了，又看不清楚。
媒人坐在他旁边，一路说话，说谢家如何如何，谢坤廷在商界如何如何，谢家小姐如何如何。
顾怀川嗯了几声，算是有在听。
他的眼睛跟着那些老屋的檐角走，跟着骑楼的廊柱走，跟着砖缝里渗出来的雨水走。这座城市有一种让他说不上来的东西，不是亲切，也不是陌生，而是像两者之间某个没有名字的地带——他能看懂这里的汉字，能读懂这里庙宇前的香火，却读不懂路边两个老人用台语低声说话时彼此交换的眼神，读不懂那种只有在同一块土地上生长的人才有的默契。
他是个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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